十年回眸—厦门远华案【资料】
被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厦门走私案(亦称‘四-二零’案)今天上午在福建省蒲田市中级人民法院首先开庭审理。据悉，由于涉案官员多达数百人，其中包括六名省市级官员，因此该案的审理将在福建漳州、厦门、泉州、蒲田、福州分别开始。今天上午在蒲田中院接受审判的被告，是涉嫌为‘远华’走私提供虚假单证和各种便利条件的厦门东方集团公司。厦门海关侦查局起诉意见书称：该集团老总曹星海等十二名被告为换取每年两千万元的租金和个人贿赂，竟将公司进出口权和印章拱手让给不具备进出口资格的厦门远华公司，致使远华利用合法手续勾结海关大肆走私。
此案是厦门走私案中的重头大案，因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本报记者特将先期获悉的资料公诸于众，以飨读者。
一、专案组进驻严查
据厦门市府一位高层人士说，其实中央早就知道‘远华’走私的情况。一九九八年春节，厦门市在人大会堂举行团拜活动。其间，原市委主要官员向参加团拜活动的朱镕基总理推荐‘远华’集团公司总裁赖昌星，说赖在厦门已有五十亿资产，对厦门特区建设贡献很大，希望朱总理能接见这位香港巨商。
朱总理却当着很多官员的面说：‘这人我早就知道，他的钱大多是走私来的！他如果能拿出二十六个亿补税，我就单独见他。’但是，自恃中央有人作后台的赖昌星及‘远华’公司并未将总理的警告放在心上，直至去年七月仍继续猖狂走私。
‘远华’逃私多达八百亿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根据江总书记、朱总理批示，中纪委成立以刘丽英、王忠禹为首的‘4·20专案组’。专案组先从海关总署和经贸部收集大量有关厦门海关的资料，由公安部、安全部、北京武警派员秘密押送到厦门，然后调集全国各地近两百名专案人员及大批先进设备，以‘大兵团作战方式’对厦门海关近年的进出口单证进行全面核查运算，从中发现厦门‘远华’集团公司委托进出口的货物总值与海关征收关税的货物总值相差八百亿人民币。这意味着‘远华’逃私多达八百亿。
但是，‘远华’每一单进出口业务的文件却十分规范，不仅有规范的外贸合同、销售合同、委托进出口批文，还有关税、检验等文书记录，‘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但是，总值空额为何如此巨大呢？
专案组遂对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及涉嫌官员进行监控，终于在八月十七日得知‘远华’进口的规范文件全部是与海关内外勾结伪造的。‘远华’委托进口的东方、开元两家国营外贸大公司的公章、业务章早已掌握在‘远华’人手中，可以随心所欲伪造任何文件。
八月十九日上午，专案组从外地调集的三百名武警官兵包围了厦门海关，经搜查，发现了大量假单证和瞒私放私的罪证。杨前线及二十余名涉嫌官员被羁押到金雁宾馆。杨前线，这个精明过头、屡屡制造缉私假成绩而获得全国优秀海关头衔的贪官，在罪证面前精神全面崩溃，不得不交待了与‘远华’等公司勾结、受贿一点六亿元的犯罪事实，从而拉开了查处厦门惊天巨案的序幕。
花名册曝光数百官吏
八月二十一日，数百名武警官兵突袭‘远华’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查封了所有办公楼、车间及专用于接待官员的红楼招待所，带走涉嫌走私和行贿的一百七十余名骨干职员。这次突袭最大的收获是搜查到‘远华’公司送礼行贿花名册，福建、厦门数百名官员榜上有名。原来，‘远华’在厦门银行的帐户全是空的，赖昌星将所有银行贷款、走私销售款全部转移到香港，需要用钱时派他的财务总管和保镖从香港提现金运向厦门。这位总管为了对赖昌星好交待，私下将每位接受行贿送礼的官员的姓名、时间、金额和用途都作了详细记录。这本花名册成了古今难得的‘贪官受贿录’。
专案人员达七百余人
据此，专案组向全市发出‘双规通令’，要求受贿官员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坦白交待受贿事实，上缴受贿资金。但是，不少官员仍抱着侥幸心理，拒不坦白交待。于是，包括市委副书记刘丰、张思绪、公安局长欧金祥、工商银行行长叶志成、商检局副局长罗良玉在内的一大批官员被‘请’进了金雁宾馆。而专案组也为此急速‘扩军’，先后从全国各地召集五百余名专案人员，总数达到七百四十余人，成为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案组。
据接待专案组的金雁宾馆、白鹭宾馆部门经理透露，专案组经费全部自理，每天需要二十多万元开销。有段时间由于经费紧张，专案人员的生活费由一百元减为八十元。厦门市领导知道后，表示市财政愿意给予补贴，但专案组没有同意，表明中央彻底查处厦门走私案的决心。
二、走私所得几为天文数字首犯赖昌星在逃
据厦门多名官员介绍，赖昌星原籍福建晋江，现年四十六岁，因人发福，厦门人背地称他‘赖胖子’。他早年在晋江卖过破烂，由于出手大方，为人义气，在晋江结识不少朋友，包括当地驻军长官。七十年代中，他逃港从商。大陆改革开放后，他以港商身份回晋江发展，得到当地政府和昔日朋友支持，出任晋江市外商协会负责人及泉州同乡会负责人。
走私芯片起家
一九九三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位泉州籍副委员长出席了泉州同乡会。赖昌星从此‘赖’上这位领导人，到北京开办公司，并通过这位领导人认识了另两位领导人及其子女。这年，赖昌星从某领导人的儿子口中得知军队和国家急需大量电脑软件。于是，他利用香港公司与某军工企业秘密进行电脑芯片贸易，成为他飞黄腾达的原始积累。
一九九四年，赖昌星来到厦门，以逾亿元港币注册了‘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但他不搞任何电子产品，专营芯片走私。而后以走私暴利涉足厦门石油业、房地产业、文体娱乐业，迅速扩张为集团公司。为了显示他的高档次、高规格，他在办公室、招待所悬挂他与某领导人的大幅合影，还频繁邀请北京高层人士到厦门，同时以大手笔笼络省市官员。一九九六年，设计高达三十八层的‘远华’国际中心破土动工时，赖昌星邀请了中央、省、市近两千嘉宾，每人发一袋价值三千元的礼品，包括一千元红包、一瓶马爹利牌洋酒、两条三五牌香烟、一把精美的洋伞，还请每位嘉宾吃了一顿鱼翅、鲍鱼、人参、燕窝的‘工作餐’。
红粉金钱笼络官员
赖昌星弦耀的上层关系和大手笔得到厦门许多官员的青睐和赞赏。此时的厦门，超亿元的大型投资项目并不多。‘远华’的到来，无疑迎合了厦门领导人热切招商引资的心理。于是，好山好地由‘远华’挑，好项目好银行由赖昌星选，各部门纷纷为‘远华’开‘绿灯’；于是，远华烟、远华酒、远华商城、远华娱乐城、远华足球队……‘远华’无所不在、无所不有，‘远华’成为了厦门经济发展的象征。
赖昌星为了全面打开走私渠道，一方面将市领导、海关、商检、公安、边防、银行等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子女亲属招进公司，予以万元、甚至数万元的工资待遇；一方面在当时还很偏僻的湖里工业区建起专用红粉金钱腐蚀官员的‘地下宫殿’---红楼招待所。
据一位曾进入其间的公司女总经理介绍，这座七层楼的招待所外表一般，里面却极其豪华，功能齐全，有舞厅、卡拉OK厅、小电影院、桑拿浴和脚浴，还有五套超级豪华鸳鸯房和一大群美女。她说：‘这些女孩你们男人能想像多漂亮就有多漂亮！’当官员和美女鸳鸯浴或上床时，赖昌星的麾下会秘密用针孔录像机录下这一幕幕镜头，留着日后要挟之用。
这位总经理说，当时她在招待所一楼大厅等候赖昌星‘接见’时，亲眼看到市里一个领导陪同省里几个领导进去了。她感慨地说：‘这座红楼不知害了多少姑娘，害了多少干部？’因为，那些录像带已掌握在专案组手里。
独霸厦门走私市场
市府一位官员还说，为了保护走私，独霸厦门走私市场，赖昌星还养了一帮打手。厦门别的公司走私要向‘远华’交保护费，如果不从，轻则海关、边防连人带船统统抓走，重则‘远华’打手上门寻衅殴打，对于堕落的官员也不例外。厦门海关缉私处长在隔离审查中说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他查获两艘‘远华’走私油轮，还没处理，‘远华’的人带着一个关长来了，气势汹汹地命令他放行，一个‘远华’打手扔给他一个装有三十万元的袋子，一行人扬长而去。他说，看着这些五大三粗的打手，心里一阵发麻，不敢不放行，也不敢向组织上交待。因为他手下的缉私科长在前年三月就不明不白死在汽车里，公安局至今没有破案。
厦门海关形同虚设
赖昌星运用这些手段，扫清了在厦门走私的所有障碍，与海关密切勾结，肆无忌惮地大量走私。从电脑芯片到各种汽车、摩托车，从化工原料到整船整船的成品油，从民用建筑材料到武器军火，无所不为。厦门海关时已成为赖昌星公司的一件摆设，可以随意摆布。这位市府官员举了一个例子：去年三月，‘远华’以来料加工的名义进口一批市场紧缺的电子元件，东西卖了后，就让海关用空集装箱冒充加工成品出口。因为空箱太多，几个海关人员嫌贴出口标签麻烦，就干脆将标签扔给‘远华’的人去贴。一个科长说，你们自己去贴吧，贴完了装完船再告诉一声就行。结果，这些空集装箱在海上游了一圈卸到香港，再装走私货到厦门。
这位官员说，赖昌星在厦门五年到底走私多少，赚了多少钱，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远华’走私很多不经过海关，如军火走私。即使经过海关，也以多报少、以大报小。仅专案组查实的赖昌星送给厦门公安局的走私汽车就有一百辆；仅‘远华’在嵩屿油码头批发给几家油库的成品油就达480多亿元。如果按九八年上半年新加坡柴油每吨122美元计算，480多亿人民币可走私4000万吨柴油；按当时国内柴油每吨1500元计算，一万吨可赚500万元，四千万吨则赚200亿元。
公安局长助其外逃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人，却受到福建省个别官员的赏识，在香港和全国政协都不同意的情况下，硬要给他戴上一顶全国政协委员的华冠；就是这样一个严重损害厦门特区的人，却受到福建贪官的保护。去年八月二十一日，专案组突袭‘远华’，得知赖昌星在境外後，公安部密电福建省公安厅组织抓捕。但这绝密指令却被泄露，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长庄某在赖昌星即将踏入国门前一刻通知其潜逃外国。虽然庄某已被法办，而赖昌星至今未能抓获归案。
一位熟悉赖昌星的北京人士说，赖胖子十分精明，他玩惨了厦门，还得到厦门人的好感。他在厦门根本不设账本，也不放钱。厦门银行的钱，走私的钱，他都拿回香港，他早已准备了几本外国护照，随时准备逃跑。不仅他逃，他还帮一些高官及其子女外逃。他说，这几年公安部门进出境管理处也好像是‘远华’家里设的，光是给‘远华’的香港单程证就有一百五十张。所以，远华案发后，很多人就这样大大方方地走了。
三、取证困难翻供不断走私案值大幅下降
据厦门市府知情官员透露，因‘远华’首犯赖昌星及两名主要涉案人员外逃，在国外秘密指挥销毁罪证，所以，专案组取证异常艰难，一些被羁押的官员也不断翻供，致使原来查获的八百亿走私案值因取证困难而大幅下降。目前，经厦门海关侦查局取证认定的走私总额约四百亿人民币。
据该官员透露，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的军方、公安、政府官员已达数百人，除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和原总参情报部负责人姬胜德外，其它清查范围基本锁定在地市厅局级以下官员，预计全案有十名官员将被判死刑或死缓。前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在专案组‘双规’中携家眷潜逃国外，安顿好家眷後回厦门投案自首。
这位官员说，蓝甫还是安全部兼职官员，他能投案自首，说明他还想到国家利益，估计法庭会给予他减刑。
据《香港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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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远华走私案，自远华集团主要成员大部被捕至今，已经过去了9年，如果算上立案侦查的时间，则是整整十年。如今，除赖昌星一家仍在加拿大“政治避难”外，其余涉案人员的命运都已尘埃落定，沿着十年前被改变的那一点所指向的方向平静地继续着。虽然远华案几乎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然而即使是十年后的今天，此案却仍然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未曾大白于天下，有政治上的，有经济上的，更有涉案者个人生活上的。作为普通民间杂志，我们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来评述本案中那些让人心情沉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只能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力将此案中一些涉案人员不为人知的生活揭示出来，以飨读者，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世界远不如我们想像的美好，但也并不是那么糟糕。
在此案的涉案人员中，即使是厦门海关关长，公安部副部长之类的高级官员，也绝大多数都鲜为人知，而到了今天，还被人们记住的涉案人员，除了时不时因引渡问题在媒体上露一下脸的赖昌星外，就只剩下了两个原本无辜的女歌手：杨钰莹和董文华。她们并没有参与赖昌星的任何一宗案件，仅仅是因为分别是赖昌星侄子赖水强和赖昌星本人的情妇，竟然获得了比那些主要案犯更高的“上镜率”，成了除赖昌星本人外，这一案件中最“耀眼”的两颗“明星”。当然，她们受人关注，并不完全是因为她们的情妇身份，更主要的原因是她们在成为赖氏叔侄的情妇前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现出的形象：一个是清纯可人的岭南玉女，一个是一身正气的文艺军人。如果不是案情确凿的话，绝没有人会把她们和人们心目中出卖肉体的“二奶”联系起来。如果说杨钰莹的被包养多少还能因她的艺人身份而获得一些人们的理解，那么董文华作为长期以来歌颂军人，歌颂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代言歌手，就没那么容易被人们原谅了，事实上，公众对董文花的不满，不仅是由于她的生活作风这种个人问题，更重要的是她使人们的信仰和梦想遭受了一次极大的侮辱，在此之前被人们认为是纯洁的高雅的东西，在那个夏天轰然倒塌，使人们看到从前他们认为不可能被金钱收买的精神和灵魂，在金钱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
在此案刚刚被昭告天下时，沈阳铁西区的一位老工人在听说董文华是赖昌星的“二奶”后愤怒地大喊：“这是胡说！董文华这么正派的人，怎么会做那样的事，怎么会和赖昌星那种人搞在一起？”这位老工人甚至打算致信报道此事的《沈阳日报》，批评他们不负责任的消息。然而，事实是残酷的：董文花不仅是赖昌星的情妇，甚至不止是他的“二奶”，而是他的“三奶”。赖昌星的正室为他生了两男一女，“二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而身为他“三奶”的董文华竟然也为他生下过一个儿子。自然，比起董文华自己，孩子更是无辜的。但是我们的切入点却不能不选在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因为如果不围绕着这个孩子，我们就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同为情妇，杨钰莹的事情被媒体在第一时间挖了个底朝天，而董文华的红楼生涯却时至今日还处于云山雾罩之中，成为人们猜想或谣言的来源。这些，也是在长达三个月的前期采访中一直困扰我们的。所幸，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那么，就让我们从这个孩子的诞生说起吧。
“不管你是否愿意，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要对你做的一切。”
受访对象之一：香港玛丽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比尔波普
受访对象资料：比尔-弗里德曼-波普，英裔白人，男性，1959年7月14日生于英国诺丁汉市，7岁时随全家移居香港，现任香港玛丽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已婚。
1998年9月15日，正是波普医生在玛丽医院的产房里为董文华做了剖腹产手术。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手术刀下的这个女人在中国大陆有多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他也不可能意识到，因为当时董文华在玛丽医院从怀孕到出院长达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使用的都是一个假名：董文兰。这是董文华一个远房堂妹的名字，这位远房堂妹幼年因白喉而夭折。这个假名也给我们的记者取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进行了病历的反复比对和听取了多名当时医院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对病人特征的描述以及其他知情者的回忆相互印证后，我们才最终确定了董文兰就是董文华这样的一个事实。基于同样的原因，波普医生对这位病人的印象也并不十分深刻，但是对另外一些事情却记忆犹新。
“病人大概是1998年2月的时候到玛丽医院做了第一次检查，确诊为怀孕7周，单胎偏右。然后她咨询了堕胎手术的相关事宜，我们告诉她这间医院不会为孕妇进行堕胎手术后她就离开了，当时没有人陪同。然后大约过了一个半月左右，她又来到医院，这次有一位先生陪同。那位先生似乎是她的丈夫，对于这位先生，我有着比那位女士更深刻的印象，他相貌平庸，低矮肥胖，但是却有一种帝王般的气度，我想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男性之一，这也是我对这对夫妇最初的印象。这位先生对医院妇产科的设施和医师很感兴趣，但是他的太太却并不是很高兴，尽管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咨询了在玛丽医院生产所需的费用和检查程序。联想到在此之前那位女士第一次来医院时所发生的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她并不想要这个孩子，但是她的先生却很想要，而最终这位女士妥协了。”
“我并不确定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然而那天他们最终在医院办理了病历注册，用的名字就像你已经知道的那样，是董文兰，1962年出生，36岁。从那天以后每隔一个月左右，那位女士都会在丈夫的陪同下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她似乎渐渐从并不喜欢这个孩子到最终接受了他，因为越到后来，那种一开始出现在她脸上的冷漠表情就越来越少，在6月份的一次B超检查中看到胎儿在子宫中蠕动时她甚至笑了起来，跟她的丈夫说了一句什么，然后他们就一起笑了起来。”
“她的最后一次例行检查是8月30日，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的结婚纪念日。那时她已经几乎无法走动，因为她的身材实在是太矮小了，发育良好的胎儿已经占据了她几乎整个盆腔，她的丈夫非常小心地保护着她。如果我太太金吉尔当时在场的话一定会嫉妒得发疯。我判断她的预产期是在9月份的中旬，因此我建议他们尽快住院，但他们当时并没有住院，而是过了一周后才来办理了住院手续。我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耽搁了那么久，但那位先生为他的太太包下了一整间特护病房。”
“在得知你们要对我进行采访后，我去调阅了当时的病历记录。所以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她是在1998年的9月15日晚6时20分左右开始出现破水症状的，在护士向我报告后我让她们把她推进了手术室，直到手术室大门关上前的一刻，那位先生始终拉着她的手。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剖腹产的方案并不是临时决定的，而是她住进医院后由她和她的丈夫主动提出的。你知道，在这之前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为她做检查，据她提供的情况在1993年她曾经有过一次生育，而那一次采用的是自然生产方式。因此我一开始倾向于准备为她进行自然生产的手术方案，但他们提出剖腹产也并不令我感到意外，因为她毕竟已经36岁了。但无论如何，那天的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大约是在晚上8点左右，我亲手把孩子从她的子宫中抱了出来。那是一个健康的男婴，体重整整7磅。”
“我相信我是在尽我的职责，因此在那位先生提出要感谢我时我拒绝了。我曾经为无数的产妇接生，处理过无数比这位女士更危险的情况，在我的病人中不乏豪富之人，但我拒绝了他们所有人的感谢，因为我在医学院曾宣誓不拿除诊金外病人给我的任何额外报酬。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出院后一周那个星期五的清晨，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车行打来的，他们告诉我一辆崭新的宝马740i正在等待我的接收，一位先生已经为它付清了所有的款项。那一刻我意识到我遇上了这样一个人：不管你是否愿意，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要对你做的一切。有几秒钟我觉得毛骨竦然，然而我最后还是到车行去把那辆车开了回来，在那之后的七年中我一直驾驶着它，直到2005年4月它被人偷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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